中國經濟發展六大規律及未來趨向

建立在對“十二五”發展經驗的全面總結上，習近平總書記對發展作出的回答是:“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

  　　《前線》雜志發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文章表示，認識中國經濟規律可以使我們把十分難以理解的秘密，變成十分簡單明了的道理。歷史告訴我們，以往的失敗就是自己瞎折騰，未來的中國之路不能再瞎折騰。認識并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就不會瞎折騰。    　　一、認識規律    　　文章稱，世界上沒有一個最好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沒有一個盡善盡美的體制，只有一個最適合自己的道路。中國一直在探索并將繼續探索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創新之路，是一個不斷挑戰與不斷應戰的螺旋式上升之路。如果要真正地認識和理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路，需要認真地思考和總結已經展現給我們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呢？怎樣反映過去六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這一規律的總體認識？這包括幾個方面：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是認識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本國情依據。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首次作出了明確的判斷：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包括兩層含義：第一，中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并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后列。此時中國是世界上絕對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也屬于世界低收入水平、低人類發展水平國家。該報告還前瞻性地指出：中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指出，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中國最大國情、最大實際。當前，中國已進入世界上中等收入階段、高人類發展水平（人類發展指數HDI指數大于0.700）階段。未來時期，中國將向世界高收入階段、極高人類發展水平（HDI指數大于0.800）階段邁進，盡管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歷史時期，但是進入較高的發展階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既不同于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也不同于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相融合、相促進的一種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這就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定義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中國作為世界性現代化進程的后來者，直到五十年代初才開始發動工業化和現代化。它的初始條件、發展起點和發展過程既不同于西方的私人現代化，也不同于蘇聯式的國家經濟現代化，而是經歷了先是五十年代的國家工業化，改革開放后的混合工業化，這包括城鎮工業化與農村工業化（鄉鎮企業）、國家工業化（國有經濟）與私人工業化（非國有經濟），再到21世紀以來的“新型工業化”（工業化與信息化），以及“四化同步”，即黨的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未來還是“五化同步”，包括了“綠色化”。這意味著中國不僅要同時完成發達國家花費幾百年時間所先后完成的“四化”，還要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完成并創新中國特色新型“五化”。    　　創新發展、跨越發展。中國一度是現代科學技術的落伍者，曾是“一窮二白”的國家，又作為世界性科技革命的追趕者，是實行自主創新政策的極少數發展中國家之一。六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跨越式發展和自主創造發明的思路。改革開放以來，先后實行了“科技立國”戰略、“科技興國”戰略、“自主創新”戰略，現在又在實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經歷了通過對外開放實行“拿來主義”方針，利用了“后發優勢”，鼓勵本國技術再創新（包括引進創新、模仿創新、集成創新等），提倡自主創新、原始創新，實現了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發明專利申請第一大國、國際發明申請專利第三大國，從世界現代科學技術的追趕者成為創新者、并駕齊驅者，在某些方面正在成為引領者，并為21世紀世界重大科學發現、技術創新作出更大的貢獻。    　　從“先富論”到“共同富裕論”。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客觀存在的，既要利用不平衡性，又要解決不平衡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先富論”階段（1978-2001年），以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提出“先富論”為標志，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現代化“兩步走”為核心目標，并如期實現了這一目標；二是轉向“共富論”階段（2002-2020年），或向共同富裕方向的過渡階段，以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為標志，逐步消滅貧窮，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代”，再到黨的十八大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代”；三是2020年之后全面邁向共同富裕階段，即“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階段，可以簡稱進入“共富時代”。這是中國道路的基本方向，又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本質，將成為未來最重要的發展主題、最核心的發展目標和最大的發展任務。    　　對外開放，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對外開放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國策，建立開放型經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從1978年之后，先后經歷了從封閉到半開放，再到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全面開放；從采取優惠政策積極吸引外資，讓世界投資中國，到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實行“一帶一路”戰略，讓中國投資世界；從建立外向型經濟到建立開放型經濟，再到建立開放型世界經濟；從參與地區治理到參與全球治理，帶頭大力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便利化（特別是帶頭推動互惠簽證）和互聯互通，并在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第29位；到2013年，中國取代美國從1913年以來世界第一大貿易體的地位，已成為世界140個國家或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處在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心。一個與世界共命運、共成長、共繁榮的中國，其自身的定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發動機、世界宏觀經濟的穩定器、世界貿易（貨物和服務）的最大市場、世界創新的最大貢獻者、世界經濟治理改革的領導者。    　　因此，經濟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經歷了六十多年成功與失敗、順利與挫折的不斷試錯的過程，我們對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發展這個“自由王國”的改造，越來越符合中國基本國情與經濟發展規律這個“必然王國”，至少縮小了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減少失敗的概率，大幅度提高成功的概率。    　　二、把握未來    　　文章指出，認識中國經濟規律可以使我們不但更好地了解過去，還可以更好地把握未來。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10月18日在訪英前接受英國路透社采訪時，再次引用歷史學家湯因比關于“挑戰－應戰”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因的論點，強調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經歷新舊動能轉化的陣痛，但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中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深入推進，國內市場需求強勁，經濟發展具有巨大潛力、韌性、回旋余地，結構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國經濟的前景十分光明。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新常態，總體基本方向沒有變，既有時（仍處于戰略機遇期），又有勢（處在全球上升通道上）；既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既有動力，也有壓力。但是有利條件多于不利條件，機遇大于挑戰，壓力可以轉化為動力。    　　從不利條件看，“十三五”時期各類矛盾凸顯，這與中國超高發展速度、超大規模社會轉型特定背景有關。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投資增長回落，國內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外需嚴重不足，存在著各種財政金融等風險，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房地產市場調整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作為世界最大的工業生產國又面臨著許多產業產能過剩，化解產能過剩又會產生其他社會問題和社會壓力，工業產品價格指數(PPI)持續下降，通縮預期上升，各類生產要素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持續快速上升，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十分困難，企業融資成本過高，社會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企業創新能力不足，侵權違約、假冒偽劣、排放污染等屢見不鮮。    　　社會矛盾凸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在發展進程中，利益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各類人群正在發生深刻分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縮小，但與世界大部分國家相比較差距仍然較大；各地區發展差距不斷縮小，但仍然是世界上差異最大的國家；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改善，但城鄉之間、特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仍有很大差距；老年人口已經超過2億，社會保障實現全覆蓋，但仍存在巨大的社會養老負擔，還缺少必要的社會養老服務；總人口進入穩定低增長階段，但面臨著嚴重的少子化趨勢，對未來時期的教育、勞動就業將會產生深遠影響；十幾億人民群眾對提高生活質量、加強和改善公共服務巨大需求與有限供給形成基本矛盾，也形成巨大的公共財政壓力。    　　人與自然矛盾凸顯。隨著中國人口規模、經濟總量、貿易總量、能源消費總量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無論是資源、能源、人口承載能力還是生態環境的容量、質量都接近或達到極限，成為越來越大的強約束、越來越緊的緊約束，即使大量進口能源資源也很難緩解這一根本性、深層次矛盾，必須實行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    　　從有利條件看，中國經濟總體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變。    　　從經濟發展階段看，中國正在從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邁進，已經從中高人類發展水平向高人類發展水平邁進，從富裕型消費結構（恩格爾系數在30%-40%之間）向更富裕型（恩格爾系數低于30%）邁進（2015年全國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0.5%）；從經濟發展速度看，中國仍處于經濟起飛過程；從人口結構來看，人口紅利達到高峰后開始下降；從增長動力來看，仍然是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基礎設施現代化；從增長需求來看，消費需求將大于投資需求，投資需求又更多體現了有效投資和長期投資的需求；從增長來源看，要素投入特別是投資增長率有所下降，無論是技術創新、供給創新、市場創新，還是勞動力和人才培養競爭轉移流動，都會使全要素生產率有所提高；從增長效率來看，經濟體制改革都會有效地改進各類要素特別是土地、資源、資本等更加有效配置；從增長效益來看，不僅促進了經濟效益，而且還促進了社會效益、文化效益、生態效益的提高。    　　經濟結構正在不斷優化，發生質的變化。從生產結構變遷看，從工業主導的產業體系轉向服務業主導的現代產業體系，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繼續提高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需求結構變遷看，從投資為主、消費為輔轉向消費為主、投資為輔，特別是不斷提高居民消費率，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居世界前列，使消費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從就業結構變遷看，從農村勞動力為主轉向城鎮勞動力為主，繼續提高服務業就業人數占全社會就業人數的比重，發展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等就業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產業。    從工業化發展階段看，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正在從傳統工業化向新型工業化轉變，從加速傳統產業（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向加速高新技術和新興戰略型產業轉變，大力發展智能制造、機器人制造、綠色制造、3D制造、數字化制造等。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制造業國、制成品出口國，但還不是世界工業強國、制造業強國、中高端制成品出口國。此外，中國在那些資源密集、重化工業以及中低端產業方面，出現嚴重過剩。這就需要提出新的“中國制造2025”規劃，大體需要用三個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的轉變。    　　城鎮化仍處于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正在從土地城鎮化向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轉變，從“一市兩制”向“一市一制”轉變。今后的城鎮化，就是大量吸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農村人口轉移居住地，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到2020年，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還有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人與自然關系進入環境質量總體改善階段，從環境承載能力達到或接近上限轉向生態文明建設，進入生態盈余增長期、環境污染與治理相持期。經過“十一五”、“十二五”時期大規模的生態環境投資建設（僅環保行業總投資就達到3.5萬億元），“十三五”時期還會進一步加大投資（預計僅環保行業總投資達到10萬億元），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繼續大幅度減少，同時大力改善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壤環境質量，有效控制各類環境風險，基本形成主體功能區、生態安全屏障，并對世界生態安全作出重大貢獻。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面對外開放，在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吸引外資“投資中國”到鼓勵中資“投資世界”的過程中形成新的增長點，拓展了“一帶一路”戰略路線，獲得了各種稀缺戰略性資源，創造了“無限大”的發展空間，創新了中國獨特的“共贏主義”（即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全面參與全球治理，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國際經濟政治治理結構及機制，更加發揮全球領導者作用，有效及時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如全球宏觀經濟穩定，全球金融、能源、糧食食品、網絡、生態安全等等。全面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提升政治經濟的全球影響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和地區事務主導能力，增強國家對外軟實力。全面貢獻人類發展，這包括經濟貢獻、貿易貢獻、創新貢獻、綠色貢獻、文化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