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崛起的動力與優勢無可撼動

國際評級巨頭近來頻頻發聲，連續向市場釋放中國經濟的負面預期，穆迪和標普先后調降了中國的主權評級展望，惠譽盡管仍然維持對中國信貸前景的“穩定”評級，但也對中國評級可能的變化發出了警告。

  　　上海證券報發表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程實文章表示，這一系列舉動，加重了全球市場對中國經濟的擔憂。立足于中國和全球的經濟現實，不難發現，國際評級巨頭此舉缺少充分的事實依據和扎實的邏輯基礎，調降中國評級的動機和時機均令人生疑。稍加檢視，至少在四個方面存在明顯謬誤。    　　第一，片面的邏輯推斷。    　　下調中國銀行業評級，國際評級機構提出了兩大理由：一是中國經濟下行風險增大；二是中國銀行業資產質量脆弱性上升。但是，這兩點理由都存在以偏概全的邏輯謬誤。理由一僅關注了中國經濟在時序上的減速，而忽視了其在截面上的優勢。在“減速增質”時期，中國經濟增速的確呈現下行趨勢，但其絕對增速依然領先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再考慮今日中國經濟的龐大體量，即使2016年增速下降至6.5%至7%區間，其邊際增量尚能約等于全球第18大經濟體的總量。這還未算及結構性改革下逐步釋放的各種紅利。因此，2016年的中國將依然是全球最活躍的市場和最強勁的經濟引擎之一。銀行業的風險與盈利具有顯著的順周期性。立足于相對強勢的基本面，中國銀行業風險可控，增長可期。理由二僅盯住了中國銀行業增長的風險體量，而忽視了其相對充足的風險管控能力。根據2015年9月穆迪下調平安銀行評級的案例，其對銀行業資產質量的評估主要與不良貸款率掛鉤。然而，即便經歷了2015年高達42bp的增長，第四季度末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也僅為1.67%。而同期中國銀行業的貸款撥備率為3.03%，撥備覆蓋比高達181.18%，且平均資產利潤率維持在1%以上。即便真如另一評級巨頭標普的悲觀預測，今年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觸及3%，中國銀行業也有足夠的撥備和盈利去覆蓋風險。由此可見，在以偏概全的邏輯指引下，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經濟和中國銀行業的風險預警難以令人信服。    　　第二，雙重的評價標準。    　　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質量究竟如何？不妨比較一下，在風險端，去年三季度日本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接近1.7%，歐元區主要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3.8%，均高于中國同期的1.6%。在風控端，去年二季度歐洲銀行業的撥備覆蓋比一度低至43.3%，遠低于中國同期的198.4%。可見，無論風險水平還是風控能力，中國銀行業均未處于劣勢。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和歐洲“負利率”政策的副作用正逐步暴露，致使銀行系統風險不斷積聚。近日，國際清算銀行警告稱，雖然負利率已經影響了貨幣市場的借款成本，但未能像常規降息一樣刺激信貸的增長。所以，日本和歐洲的“負利率”政策程度越深、時間越久，越有可能損害銀行作為金融媒介的功能。但是，2015年9月以來，國際評級機構對日益惡化的日本和歐洲銀行業風險卻鮮有提及，卻對中國銀行業風險則喋喋不休。這種強烈反差，揭示出國際評級機構信用評級的“雙重標準”，這只會進一步削弱本已所剩不多的國際評級機構公信力。    　　第三，短視的改革評估。    　　相比一年前，國際評級機構本次對中國評級出現了反轉。在本次下調中國評級的理由中，國際評級巨頭強調了中國改革落地的不確定性、政府債務水平的上升和外匯儲備的減少。這些都表明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改革進程的評估出現了明顯的偏誤。一方面，國際評級機構的觀點混淆了主動求變與被動調整。今年以來，國際金融市場波動不斷，大宗商品市場劇烈震蕩，地緣政治風險一觸即發。全球經濟都籠罩在不確定下，急需在結構性改革中尋找出路。因此，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是主動求變，積極調整，長期來看降低而非增加了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這一階段，政府債務水平上升、外匯儲備減少等現象，都與“大財政”轉型、人民幣匯率改革等舉措息息相關。這都將換來經濟結構與質量的改善。這恰是經濟回暖的預示，而非風險增長的標志。另一方面，這種觀點夸大了短期的波動，忽視了長期的穩健。從相對變動來看，中國經濟的各項指標大幅承壓。但從絕對水平來看，中國依舊保持著全球領先的經濟增速、健康的財政赤字、充沛的外匯儲備和較高的利率水平。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尚有充分的施展空間，改革動力依舊強勁。因此，國際評級機構的“短視”，使其失去了對中國改革大勢的準確判斷，將“有序調整”誤讀為“全面利空”，進而得出了有失公允的結論。    　　第四，暗藏的國際大博弈。    　　穆迪、標普等看似中立的信用評級機構，同樣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糾葛，其舉止背后無不涌動著國際政治經濟大博弈的暗流。第一，近年來，國際游資做空中國的嘗試從未間斷，并竭力引導市場的錯誤預期。受其驅使，穆迪等評級機構已形成“唱空中國”的慣性。第二，今年恰逢美國的大選年。為了爭奪選民，美國各種政治勢力爭相對中國這一假想敵“秀肌肉”，從而在全美形成了濃厚的“抑華”情緒。“唱空中國”在政界和民間都具備了廣闊的市場。第三，中美兩國經濟政策的博弈強度日益提高。尤其是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匯率的“碎步疾貶”與美元的加息周期沖突漸顯，使得美元面臨被動升值的難題。通過評級機構影響中國政策自主性，正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徑。第四，當前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正呈井噴之勢，在大國博弈漸趨復雜微妙之際，不能排除美國評級機構商業行為背后的政治化傾向。因此，裹挾于種種國際博弈之中，穆迪、標普等機構似也越來越偏離了公正、中立的立場。    　　文章指出，在片面的邏輯推斷、雙重的評價標準和短視的評估下，怎么可能得出全面準確的評估？中國經濟和中國銀行業雖然都處于調整周期，但基本面依舊堅韌、優良，對比全球其他地方的現狀更具有“歲寒見后凋”的比較優勢。只要我們堅持改革，堅定不移調結構，轉換發展方式，中國經濟和中國銀行業長期崛起的趨勢是不會由于少數機構的偏見而改變的。